求与花蜜的供应不同)。

时间:2019-08-30 作者:admin 热度:
们要知道所有可以形象化的发明,都是以旧物合并而成的。在这个大前提下,可以获取专利注册的要符合两个原则。其一,若申请专利的人是将已有发明专利的旧物合并而成「新」的,这合并使用不是一般人见到那些旧物就可以想出来。其二,若申请人将已有发明专利或没有发明专利的旧物合并,这合并的用途一定要跟不合并的用途有所不同。
  其价格决定的。有趣的是,无论怎样看,我认为周老师的书法影碟的代替物品,比我那两本书还要少。但我是猜错了的。
    一个科学范畴的兴起不容易,也不可能历久不衰。走进死胡同的有个尽头,但大有用场的在衰落后还是一脉相传,永不止歇,影响跟而来的发展。个人之见,经济学的传统大致是由三个相连的范畴组成的。
   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审查有关局限的困难。在经济学的推理上,要政府资助教育,学券制是最可取的办法。不少人认为香港要推行学券制(包括有相当话事权的曾荫权)。然而,大家都同意,推行学券制的机会微乎其微。那是为什么?说是压力团体反对当然是对的。但在什么局限条件下他们的反对会有这样的力量?我可以肯定的,是若要解释为什么学券制在香港不被采用,一条需求曲线,加上局限条件,就足够了。需求曲线浅,局限条件深,是以为难。
    一个母亲要寄一箱衣服给在外地的儿子取暖,如果空邮运费是以每箱计,不计重量,箱子的大小经邮局规定,那么母亲一定会尽量把箱子装得满满的。母亲的爱,也要遵守需求定律。
    一个苹果,市场售价二元,你和我付的实地调查,只三个月就大功告成,于七三年发表了《蜜蜂的神话》。其结论是,不仅蜂主与园主有花粉传播的服务合约与蜜蜂采花蜜的合约,而且价格范定的精确不亚于市场一般的其他物品。我调查了不同的季节(春季需要花粉传播服务,夏季盛产花蜜)与不同的植物(服务的需求与花蜜的供应不同)。租用蜜蜂服务以每箱算,金钱租值是以花蜜回报少为高,花蜜回报多为低,而同一季节,不同用途的平均租值(服务收费加花蜜所值)大致一样。在夏天,不用服务但有花蜜回报的,租值是负值(蜂主要交租给园主,也是每箱算)。
    一九七二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婚姻的文章,是关于「盲婚」及「童养媳」等现象的。在最后一节中我大肆抨击功用理论,认为其用途不大,可以取缔。英国的《经济学报》要发表该文,但要减少五页,我就简单地把这最后一节取消。文章发表后,布格南(J. Buchanan)与托洛克(G. Tullock)来信谴责,说我不应该取消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一节。这节的文稿后来遍寻不获。
    一九七六年,生物学家道更斯发表了《自私的基因》(R. Dawkins,The Selfish Gene),旁征博引,用了数之不尽的例子证明「自私」是动物与生俱来,是遗传的,不可更改。这本重要的书启发了一门新的学问——「生物经济学」。我的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(J. Hirshleifer)是这门新学问的一个主要倡导者。最近他来信说,这门学问的发展大有看头。
    一九七一年的一个晚上,午夜思回,忍不住爬起床来,走到书桌前坐下,在稿纸上用英语写呀写的,写了几个小时。跟着交给女秘书,隔行打字二十多页。我为这文稿起了一个名目:《交易理论与市场需求》(The Theorem of Exchange and Market Demand)。于今回顾,那应该是我今天要写的《经济解释》这本书的前身。
    一九四六年,高斯发表《边际成本的争议》(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 ),提出如果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而要政府补贴及管制,惹来的麻烦不少,管理的费用很大,所以应该以平均成本订价。一九六八年德姆塞茨发表《何必管制公共事业?》(WhyRegulateUtilities ?),提出了自然垄断其实不是垄断的观点。他举出制造汽车牌的例子。在美国,铁造的车牌由政府发行,而其制造是量越大平均成本越低。德姆塞茨的分析,是如果招标竞投制造,每铁牌之价会等于平均成本,何垄断之有?
    一九四六年,家父在广州的海珠中路有一家分店,在佛山念小六时周末我住在那里。该店的门旁坐一个替顾客修补衣物的男子。这男子双脚残废,不能走动,其他工作不容易找到。只坐修补衣物,虽然生意不错,但邻近一带的需求他一个人应付有余。因为行动不便,他修补衣物的机会成本比其他人低,没有谁考虑与他竞争。这个修补的男子是赚到一点归属租值的。
    一九四六年,一个名为纳斯德(R. A. Lester)的经济学者,发表了一篇举世瞩目的文章。他调查研究波士顿的私营运输公司雇用司机(驾驶员)的政策之后,就直指经济学上大有名堂的「边际生产定律」是错了的(「边际」一词,过些时我才作阐释,该词于此并不重要)。根据经济学的假设,每一个私营企业会设法争取最高的利润,所以在雇用货车的驾驶员时,在边际上一个驾驶员的生产贡献所值,是会等于他的工资(这就是「边际生产定律」其中的一个含意)。纳斯德遍问波士顿的运输公司的主事人,发觉他们往往不管「争取最高利润」为何物,所以就说,边际生产定律是错了:驾驶员的工资,不会等于他们在边际上的生产价值的。这就好像上文所说的没有雨就没有云的谬误。
    一九五八年,嘉素(R Kessel ,1923- 1975 )发表了《医业的价格分歧》(PriceDiscrimination in Medicine )。那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。嘉素认为,美国加州的医生因为有牌照数量约束而变得有垄断性,以致同样的病,富人付费较高,穷人较低。但为什么外来的医生不能在加州行医呢?他的解释,是本地的医生在医院作见习生时,收入微不足道,医院赚了他们的贡献而购置了医院的仪器等,见习后挂牌行医,就有权用当地的医院替病人治疗,而若没有医院可用,医生是不可以成功地挂牌的。香港不容许美国医生挂牌可能类似:他们没有在香港的医院作过见习生,没有廉价地对医院作出过贡献。我认为嘉素的分析功亏一篑:外来的、有足够资历的医生,为什么不可以多付钱给医院来换取挂牌用医院的权利?
    一九五九年初,高斯为音波频率混乱的问题写了《联邦传播委员会》(The Federal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)一文,寄到芝大的《法律经济学报》,要求发表。该学报当时的主编是戴维德。后者一读来稿,惊为天文。然而,芝大的众多高手一致认为文内最重要的一个论点错了,不修改就不应该发表。但高斯坚持己见,认为自己没有错,不改。戴老说众多高人说要改,高斯的回应是既然那么多高人关注,就是错了也一定是错得有趣,应该发表。书信来回几次后,戴老与高斯协定,文章发表,但高斯要在发表后到芝大澄清他坚持的观点。
    一九一四年美国国会通过Clayton Antitrust Act ,一九三六年通过Robinson- Patman Act ,三管齐下,反垄断的法例在美国威不可挡。虽然称作反托拉斯(反信托),但有没有信托(trust )的存在是没有关系的。反托拉斯就是反垄断。虽然世界上有好些国家有反垄断的法例,但有关的话题永远集中在美国。那里的法例最广泛,执行最严谨,而差不多每一件案都是学者的研究题材。
    一九一五年,一个无师自通的俄国经济学者——E. E. Slusky(1880- 1948)——用意大利文发表一篇举足轻重的文章,后来在一九五二年被译成英语。这篇伟大作品的一个要点,是指出如果我们要用功用的理论去解释人的行为,那么功用的理念要与主观的快乐或享受脱离关系。可不是吗?要解释行为,我们需要的是推断人的选择,或在什么情况下人的选择会怎样改变。至于人的选择是否以增加快乐为依归,是无关宏旨,完全不重要的。
    一七八九及一八○二年,英国经济哲学大师边沁(J. Bentham, 1748- 1832)提出了功用(Utility)的概念,对后人影响甚广。边沁的原意是有三方面的。其一是功用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;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。这后者给自私的假设数学化,一百年后微积分被引用到经济学时,功用函数就变得大行其道了。今天,功用函数在经济学上还是极为普及。这可不是因为功用的理念有不可或缺的解释用途,而是适用于数学。不懂经济但善于数学的,可以容易地大做文章。
    一提起交易,我就想到经济学鼻祖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发表的《原富》其中的两段至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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